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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恨水寫的是言情小說還是言錢小說?——對文學大師的重新解讀

長期以來,張恨水都被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的言情小說大師來認識,但事實上,他的言情小說大多並不是通常意義的那種海誓山盟、生死不渝、兩情相悅式的愛情故事。如果細讀文本,我們會發現張恨水小說中的“情愛故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情節因素首先不是兩性間的情感而是金錢。

在《啼笑因緣》、《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夜深沉》、《美人恩》、《藝術之宮》、《紙醉金迷》、《似水流年》、《現代青年》、《天上人間》、《趙玉玲本紀銀漢雙星》等小說文本中,張恨水主要是用金錢作為結構故事、推進敘事、塑造人物和表達思想的手段和工具,情感在這些作品中往往因受製於金錢而退居次要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張恨水是“言情小說大師”,不如說他是“言錢小說大師”。本文主要以《啼笑因緣》和《金粉世家》為例,分析金錢在張恨水小說文本中的重要意義和價值以及由此而表達的思想意蘊,以期從一個新的角度重新認識張恨水的小說創作,從而解除人們對張恨水“言情小說大師”的曆史誤讀。

在張恨水的小說文本中,金錢是聯結各種人物關係和構成各種人物關係模式的樞紐。如《啼笑因緣》圍繞樊家樹形成三組以金錢為紐帶的人物關係,而樊家樹在金錢上的優勢與劣勢決定了三組人物關係的本質和發展。與沈家和關氏父女相比,樊家樹占有金錢優勢,是有能力且願意幫助他們的有錢人。在不斷給予沈家和關氏父女金錢幫助的過程中,樊家樹成了他們的“恩人”,“恩情”是樊家樹與沈鳳喜之間的主要情感內容,沈鳳喜在表白愛情心跡時,一次次表達的都是對樊家樹的感恩之情。關氏父女更是將這種“恩情”牢記在心,希望有機會報恩。以金錢為紐帶,樊家樹與沈家,與關氏父女之間實際上形成一種施恩者/被施恩者的人物關係模式。如果樊家樹不具有相對於沈家和關氏父女的金錢優勢,那麼即使他願意幫助他們,也只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樊家樹在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後仍然有很多餘錢,所以,他可以憑借這些錢送沈鳳喜去讀書,改變她的大鼓女身份,並能夠供給沈家一家人的生活費用,也可以在關氏父女陷入困境時慷慨解囊,幫助關壽峰治好病。與富家小姐何麗娜相比,樊家樹處於明顯的金錢劣勢,何麗娜出手闊綽的高消費讓樊家樹吃驚之餘不禁感慨萬千。何小姐一次就給了西崽二元的小費,“這一下,讓家樹受了很大的刺激,白天自己給那唱大鼓書的一塊錢,人家就受寵若驚,認為不世的奇遇,真是不登高山,不現平地。像她這樣用錢,簡直是把大洋錢看作大銅子。若是一個人作了她的丈夫,這種費用,容易供給嗎?當時這樣想著,看何小姐卻毫不為意,和陶太太談笑著,一路走出飯店。”對於接受了現代教育且有著強烈的男性尊嚴感的樊家樹來說,這種金錢劣勢使他在富有的何麗娜面前徹底喪失了性別優越感,無法感受男性的驕傲。因此,最初他在情感上是非常排斥何麗娜的,這主要源於對其消費方式的反感。作為富家女的何麗娜倒是對這個高傲的“窮小子”一往情深,甚至不惜為了對樊家樹的愛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放棄奢華的生活享受皈依佛門。雖然何麗娜的改變是出於對樊家樹的愛而產生的一種主動行為,並非來自於樊家樹的刻意追求,但樊家樹與何麗娜之間還是存在著一種無意識的改造與有意識地主動改造的人物關係模式。如果說愛情是何麗娜主動接受改造的主觀原因,那麼樊家樹在思想上的優勢則是何麗娜主動接受改造的客觀原因,何麗娜歸於樸素的選擇正是對樊家樹平民主義生活與思想追求的最佳演繹和肯定。金錢關係決定了人物之間的關係模式,可以說,這三組人物關係都是建立在以金錢為核心的物質關係基礎上。

如果說《啼笑因緣》中的金錢是作為三組並列人物關係的結構樞紐,那麼在《金粉世家》中,金錢因素對金燕西和冷清秋二人情感關係的介入,決定了他們在婚前的引誘者/被引誘者的關係模式,並在婚後悄然轉換為被依附者/依附者的關係模式。金燕西是顯貴的總理的兒子,冷清秋只是一個年幼失怙的貧寒女子。一個是紈絝成性的富家少爺,一個是聰敏的小家碧玉,無論生活上還是思想上,兩個人都不可能有交際,甚至沒有結識的可能。然而,與金燕西門當戶對的白秀珠沒有成為他的妻子,寒門女子冷清秋卻與他結為夫妻,正是通過金錢建立的物質關係使金冷二人迅速地從相識發展到相戀,最終結合。實際上,金燕西與冷清秋之間形成了一種以金錢為紐帶的引誘者/被引誘者的物質關係,愛情反而成為這種物質關係的情感副產品。金錢在“購買”過程中將冷清秋轉化為一種“商品”,婚後的冷清秋只不過被金燕西看作了一件被自己購買來的屬於自己的物品。冷清秋不可避免地陷入依附的處境,金冷二人在婚後的關係也就轉變為被依附者/依附者的關係,金錢也由促成兩人結合的因素變為製造矛盾的原因,金燕西和冷清秋之間的關係模式及發展都受製於這種物質關係。

張恨水的大部分小說文本像以上兩個文本一樣,都是從以金錢為媒介形成的物質關係出發設置人物關係的模式。金錢是張恨水小說敘事的起點,情感關係的產生和發展則只有從這種物質關係的角度才能獲得全面的解釋。

在《啼笑因緣》和《金粉世家》中,金錢不僅決定著人物關係的模式,金錢的魔力以及人的金錢欲望還是人物關係發展變化的主要製約因素,成為推動敘事的心理動因。金錢首先是兩個文本中情愛敘事的推動力。在樊家樹和沈鳳喜、金燕西和冷清秋的情愛關係發展中,它先是有效激發和促進了情感的發展,起到粘合劑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不同人物的金錢欲望和觀念的變化,金錢逐漸變為一種破壞力量,促使他們最終分道揚鑣。在男女主人公“分一合一分”的關係發展中,金錢顯示著雙向悖反的作用和意義,而不同人物的金錢態度和觀念分歧,成為其性格與個性的最佳演繹和表現。

樊家樹的金錢既外在地改變著沈鳳喜的生活,也內在地刺激著她的金錢欲望。從最初施舍的一把銅子到一塊現洋,到五塊錢,發展到提供沈家全部的生活費用。在此過程中,沈鳳喜對金錢的期待和欲望也伴隨著對樊家樹的感激與日俱增,她對幸福的感受也越來越離不開金錢。在強大的金錢誘惑面前,沈鳳喜也不是沒有心理矛盾和鬥爭,但仍然無法抵製這種誘惑。劉將軍和鳳喜同桌賭錢,故意輸給她很多錢,而且還偷偷向她兜裡塞了300元錢讓她還賭本,並送了她價值一千多塊錢的珠圈。金錢最易點燃人的欲望和激情,當金錢愈來愈容易獲得時,人們很快會將其視為自己的終極目標:“金錢使個體完全滿足自己願望的機會近在咫尺,更加充滿誘惑。仿佛有可能一下子就獲取完全值得追求的東西。金錢在人和他的願望之間插入一個中介階段,一種緩和機製。憑借金錢這種手段可以獲得數不勝數的其他東西,就使人們產生了這樣的幻想,好像我們比以往更容易獲取所有這些東西。”在劉將軍與樊家樹之間,沈鳳喜的內心經曆的是金錢與良心的交戰,我們並未從中發現情感的作用。她雖然感到愧對樊家樹,但又認為發財後可以補償他的經濟損失,並未想到樊家樹的情感付出,由金錢帶來的發財夢逐漸戰勝了她的良心,使她最終屈服於劉將軍。當劉將軍把家裡的銀行折子、圖章和賬簿放在鳳喜面前時,她“不覺嫣然一笑”,接了過去。“因為貨幣隨時隨地均可使用,所以它也是在人軟弱時面對的最糟糕的陷阱,同時,因為它可以效力於所有活動,所以它在那一時刻向靈魂提供了其最具有誘惑力的一面。”正是金錢的誘惑和強權的霸道,與人本身的金錢欲望以及人性面對金錢的脆弱相結合,使沈鳳喜背叛了樊家樹,從而改變了故事的發展方向。

出身書香門第,受過現代教育的冷清秋雖然同樣無法拒絕金錢魔力的誘惑,但與沈鳳喜不同,她最終走向醒悟——意識到經濟獨立的可貴。金錢同樣是金燕西接近和追求冷清秋的重要手段和媒介。如果沒有金錢,也就沒有這個故事的產生和發展。為追求冷清秋,金燕西不惜重金買下了冷家隔壁的房子,以圖接近她。從最初送點心,到送魚翅全席,到送珍珠項鏈,在這不斷贈送禮物的過程中,金燕西逐漸俘獲了冷清秋的芳心。他隨心所欲的花錢方式對一個缺乏生活閱曆的貧家女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正如西美爾所說:“不需要考慮事物貨幣價值的生活方式會具有一種非比尋常的美學魅力。”在金錢魔力面前,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敏女子也喪失了應有的清醒和警惕。對金燕西這樣的揮霍者來說,他的真正興趣和享受卻在於購買本身,一旦購買行為結束,他就要去尋找一個新的目標來滿足自己的揮霍欲望。當引誘者/被引誘者的物質關係轉換為被依附者/依附者的關係後,被引誘者對引誘者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依附者對被依附者來說是一種負擔:“靠錢來獲得目標使一切收獲行為都等同劃一了,沒有為任何對象保留任何特別的獲得方式,因此,也就使對象必然變得更加無關緊要。”二人在戀愛關係中感受到的美好變為婚姻關係中的束縛。在金冷二人婚姻關係中,冷清秋既沒有豐厚的嫁妝作為經濟資本,少奶奶身份又不允許她拋頭露面靠工作謀生,在經濟上依賴於金燕西和他的家庭成為她必然的處境,這最終使她失去了獨立和自由。對金燕西來說,作為依附於自己的妻子的冷清秋已經失去了原有的誘惑力和價值。在金燕西不斷施與金錢誘惑的過程中,他已經將冷清秋連帶她的愛情都轉化為通過金錢交換而來的一種商品,冷清秋的美貌和她的聰敏都通過金燕西的金錢“購買”而被抵消。金家敗落後,從來只把金錢看作自己享樂工具的金燕西繼續揮霍無度,毫無對妻兒的責任感。冷清秋從生活保障的需要出發勸阻他,金燕西不僅不接受勸告,而且以金錢主人的姿態,對處於經濟依附地位的冷清秋表達了極端的蔑視和侮辱,借此否定冷清秋的經濟支配權。當冷清秋意識到自己可悲的依附處境時,也終於悟到經濟獨立的可貴,她開始拒絕依附。這裡,金錢不僅改變了敘事方向,而且,金錢觀念的轉變也顯示了冷清秋性格的轉變。由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在這兩個小說文本中,金錢不僅起到推動敘事的作用,而且是塑造人物的重要環節。金錢對於小說文本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我們同樣可以在張恨水其他的作品中發現。

在現代經濟環境中,張恨水一方面並未徹底擺脫中國傳統重義輕利的德性主義金錢觀,在知恩圖報的道德原則下安排人物命運、表達自己的立場。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認金錢在現代社會作為“世俗之神”的巨大魔力以及人性在這種魔力面前的脆弱與無力。由金錢的交換性所掩蓋的不平等兩性關係及其困境也在張恨水金錢觀念的矛盾中浮現出來。

按照中國傳統的重義輕利的道德標準,報恩是一種善,反之,忘恩負義則是一種惡。沈鳳喜對樊家樹的“愛”與“不愛”首先成為是否知恩圖報的一種標誌。樊家樹的慷慨資助本身也不是沒有任何目的和期待的:“等她上學之後,再加上一點文明氣象,就越發的好了。我手裡若是這樣把她栽培出來,真也是識英雄於未遇,以後她有了知識,自然更會感激我。由此想去,自覺得躊躇滿誌,在屋裡便坐不住了。”沈鳳喜也對家樹表達了感恩之情:“我一世作的夢,今天真有指望了。你能真這樣救我,我一輩子不忘你的大恩。”從沈鳳喜的角度來看,恩人拯救了自己,那麼自己理應用自己的身體和生命來回報,自己也是“屬於”恩人的。即使施恩者並不期待被施恩者的回報,按照人類社會普遍的道德慣例和規範,被施恩者在接受他者恩惠的過程中也負有道德上報恩的義務,所以,從道德要求來說,沈鳳喜和關氏父女都有這種報恩的義務。樊家樹與沈家、與關氏父女的施恩者/被施恩者的人物關係模式在行動上可轉化為施恩/報恩的行為,而這種行為最終能否完成取決於人物的個性與人格。沈風喜最終因無法抵製金錢誘惑而背叛了樊家樹,導致這種施恩/報恩的行為關係無法完成;而關氏父女則甘冒生命危險幫助和搭救樊家樹,完成了報恩的行為。前者破壞了基本的道德規範;後者符合知恩圖報的道德要求。這兩組人物關係的道德對比表達了作者的道德立場和德性主義金錢觀。

但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經濟環境中的張恨水在自己賣稿生涯的現實體驗中真實感受到了金錢的積極作用,他無法否認人在物質生存層面上對金錢的需求。作為生存意義上的人的金錢欲望和物質追求,張恨水將其作為一種人性的必然,持寬容和肯定的態度,而不是作為一種負面的道德簡單地否定,無論是大鼓女還是女學生,她們身上的金錢欲望都是人性的合理存在。同時,我們還從張恨水這種金錢觀念的矛盾表達中發現由金錢的交換性所掩蓋的兩性的不平等的現實關係。無論樊家樹和沈鳳喜,還是金燕西和冷清秋之間的關係都受製於金錢,被金錢的交換原則所支配,一方的付出必然要求另一方的回報才能保證這種交換關係的合理與平衡。男主人公付出了金錢,相對貧窮的女主人公則只能以自己的身體和情感作為回報,男女兩性問的愛情不是建立在平等的情感交流的基礎上,而是一種金錢與情感的交換——以無特質的金錢交換個人性的有特質的情感。女性的身體和情感都在金錢交換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個性和價值,因為“一旦憑借我們手中的金錢輕而易舉地得到了它們,它們的魅力也就隨之喪失殆儘,這不僅是因為我們現在占有它們並從它們那裡得到快樂,還因為我們是以一種不偏不倚的方式得到它們的,這就衝淡了這些商品的價值。”冷清秋正是通過對這種關係的反省,徹悟到自己與金燕西之間的不平等——表面看來是通過新式戀愛而結婚,但實際上是通過金錢建立的婚姻關係,更由此覺悟到女子經濟獨立的必要。誠如西美爾所言:“當一個女人為了一種完全非人格性的、純粹外在事實性的回報而獻出自己最隱秘、最個人性的東西時,金錢等價物就說明人類尊嚴被降至最低點。唯有出於一種完全個體性的衝動,個體最隱秘、最個人性的東西才應該奉獻出來,而且唯有男人同樣個人性的奉獻才能夠取得平衡。”潛在的金錢交換規則支持了傳統的知恩圖報的道德規範,五四時期的兩性話語借助中國傳統的義利觀獲得一次有效闡釋:涓生們不必再為自己改造異性的失敗而懺悔了,因為子君們本身是有道德缺陷的。這種人性本能的道德缺陷使情感關係內在的不平等以及女性身體商品化的事實被忽略和掩蓋了。張恨水的小說文本為我們揭示的現實內涵是:在一個女性身體仍然是女性生存唯一資本的社會環境中,身體的商品化是女性改善自己生存狀況唯一的憑借,這是社會認可的潛規則,同時,這樣的選擇只能在傳統倫理道德允許的範圍中進行,如果溢出了這一範圍,就會成為非道德的行為。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不是從“言情”,而是從“言錢”的角度來認識張恨水的小說創作,就會發現其更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他對人的生存的物質意義層面的重視和強調彌補了現代思想追求的某種缺失,在人的精神存在的思考之外,補充了對人的物質存在的思考——金錢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手段和工具,也是現代人自由和獨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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