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魯迅的科幻文學觀很少被探討，以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早期的“科學救國”或翻譯思想上。本文以魯迅翻譯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為例，分析魯迅的科幻文學觀及其在中國科幻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上天且入地”——魯迅留日時期的科幻小說翻譯

1902年，魯迅自南京乘船經上海東渡日本留學，他首先在東京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學習了兩年。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而當時在日本文壇，始於明治十年（1877）的凡爾納熱潮使得儒勒·凡爾納成了當時最受歡迎的外國作家之一，直至魯迅到日本時，這股潮流的餘熱也還未消退。同時，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主張通過小說這種便於普通大眾閱讀的文學體裁來傳播新知識和新思想，以達到“新民”的目的。1902年，梁啟超在其主辦的雜誌《新小說》創刊號上專門刊載了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海底兩萬裡》並進行了連載，之後他又以森田思軒的《十五少年》為底本翻譯了凡爾納的《十五小豪傑》。魯迅於同年赴日本留學，不久就訂閱了《新小說》，且受其影響頗深。周作人曾回憶魯迅初到日本時說，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外國小說家是囂俄（維克多·雨果），“其次有影響的作家是焦爾士威奴（儒勒·凡爾納），他的《十五小豪傑》和《海底旅行》是雜誌中最叫座的作品，當時魯迅決心翻譯《月界旅行》也正是為此。”1此外，魯迅本身對自然科學及科學小說就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在1934年寫給楊霽雲的信中提道“我因為想學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同時他在南京求學時受到較為係統的自然科學教育也為他之後的科幻小說翻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1903年，魯迅親自動手翻譯了凡爾納所寫的兩部科學幻想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之後1904至1905年，他又翻譯了《物理新詮》（僅譯二章）、《世界史》、科幻小說匕極探險記》和《造人術》。1906年，他決定棄醫從文，此後他關注的重心轉向了被壓迫民族呼籲自由解放的作家作品。

從魯迅留日前期的翻譯實踐來看，其翻譯的重心明顯是在西方的科幻小說上，尤其是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翻譯《月界旅行》魯迅所依據的是井上勤的日譯本《九十七時二十分間月世界旅行》，而井上勤也是依據英譯本轉譯過來的。凡爾納的原作由兩部分構成，分別是《從地球到月球》和《環繞月球》。井上勤只翻譯了前篇，因此魯迅的譯本《月界旅行》的內容也只包括前篇。《從地球到月球》講述了美國一個槍炮會社的社員在社長巴比堪的帶領下，共同製造能夠飛向月球的炮彈彈丸的故事。凡爾納的原書共有28章，井上勤的澤本與之相對應，也分為28回，而魯迅的翻譯則將其壓縮至14回，采用了傳統章回體小說的形式，以文言和俗語相參的語體進行翻譯，並對內容進行了一些增添、刪減和改寫。魯迅在翻譯時注明此書是美國查理士·培倫所著，這是由於井上勤譯本的錯譯導致的，可見魯迅並不知道這本書是凡爾納所寫。

而《地底旅行》魯迅依據的底本是三木愛華和高須墨浦合譯的《拍案驚奇·地底旅行》，這個日譯本同樣是英譯本的再次轉譯。《地底旅行》主要講述了德國博物家列曼和其侄子亞籬士以及向導梗斯三人一起由衣蘭岬島的火山口進入地底進行探險的故事。凡爾納的原文共45章，日譯本將其壓縮為17章，而魯迅翻譯時再次將其減至12回。與《月界旅行》相同，《地底旅行》同樣采用章回體小說的形式和文白雜糅的語言，在內容上既有增添、刪減，也有改寫，但有學者認為《地底旅行》“與《月界旅行》相比較，譯文內容極端粗雜”。同樣，由於日譯本錯誤的緣故，魯迅再次弄錯了原作者的名字，誤將其記為是英國威男，所以對於當時的魯迅而言，這兩本書的作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並且與凡爾納無關，但這對魯迅自身科幻文學觀的形成並未產生很大的影響。

二、“經以科學，緯以人情”——魯迅的科幻文學觀

魯迅留日前期在翻譯科幻小說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身的科幻文學觀，這種科幻文學觀不僅反映在其小說的翻譯實踐中，也體現在他所寫的論述科幻小說的理論性文章——《（月界旅行）辨言》裡。這是魯迅專門為《月界旅行》所做的辨言，他在其中詳細闡述了對於科幻小說的看法以及自身的科幻文學觀念。

《辨言》一開始，魯迅先以人類的交通發展史為例，論證了科學所擁有的巨大力量，然而到此魯迅筆鋒一轉，提到雖然人類文明日益進步，卻“複有吸力空氣，束縛群生，使難越雷池一步，以與諸星球人類相交際”，說明宇宙間的星際交通仍是一大難題。但魯迅並沒有喪失信心，他相信未來有一天“殖民星球，旅行月界”也將會成為一件極平常的事，人類最終能夠實現星際間的通行並與外星球人進行交往。這種科幻觀無疑帶著一股濃厚的進化論色彩，這種觀念也反映在其翻譯的《月界旅行》裡。小說中主人公亞電在談及駕駛彈丸奔月的可能性時曾這樣描述：“然以餘觀之，則駕彈丸，作月界旅行的事業，征之理論實際，皆易成功。不見人事進化的法則麼？其初為步行，繼而以人力挽輕車，繼而易之以馬，遂有迅速的汽車，橫行於世界；據此推之，當必有以彈為車之一日”，這與《辨言》開頭正好形成了呼應。此外，魯迅認為處於進化之中的人類有著極大的主觀能動性，只要其擁有剛強不撓的精神和勇氣，任何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這種豪情壯誌無疑是令人振奮的，但同時不能忽略的是，魯迅當時雖然信奉“進化論”的思想，但他靈魂深處並非全是樂觀主義，而是時時對一切保持著警惕和反思，時刻充滿著憂患意識。

因此即使是在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同時，魯迅也已經開始擔心“則雖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戰禍又起”，“瓊孫之福地，彌爾之樂園，遍覓塵球，竟成幻想”，可見魯迅對於是否存在“福地”或“樂園”這種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理想之地從一開始就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

接下來，魯迅從《月界旅行》出發對科幻小說的創作方式進行了探討。從內容而言，他認為科幻小說的創作不應局限於現有的科學水平，而應“據理以推”，大膽運用自己的想象力進行創作，儘情發揮科幻文學的“幻想性”。而在寫作方式上，魯迅首先指出科幻小說需要有“比事屬詞，必洽學理”的科學性，同時他也沒有忽略其作為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提到科幻小說也要注重人物形象、思想感情的刻畫。對於科幻小說中“科學”與“文學”這兩種因素以及二者之間關係的理解，也是魯迅科幻文學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文學的確是傳播科學知識的有效方式和載體，科幻文學也因此具有並承擔著“科普”的屬性和職能，但科幻文學中包含的“科學”並不僅僅意味著豐富的科學知識，在魯迅看來，它有著更廣泛的意義，它還是一種倫理，一種精神，包含著人對於自身能力、精神、尊嚴與價值的自覺認識和思考。El本學者伊藤虎丸就認為留日時期的魯迅“並沒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單看成是一種純粹的知識問題，而是作為思想和倫理問題來接受的”，“魯迅希望通過這部小說（月界旅行）來證明人的精神力量和認識能力的偉大”。可見魯迅雖然談的是科幻文學，但卻始終不忘對於人類和社會的思索與關懷。

另一方面，對於科幻小說的“文學性”，魯迅給予了同樣的重視。科幻小說中“科學”和“幻想”兩種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從根本上說，科幻小說是隸屬於某種題材的文學作品，“文學性”才是科幻小說的根本屬性。它作為一種文學類型，就必須遵循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有著基本的美學標準，對小說的情節結構，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說的語言等方面都有著自身獨特的要求。魯迅並沒有忽視這點，因此才會在《辨言》中談到科幻小說要“經以科學，緯以人情”，認為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離合悲歡，談故涉險，均錯綜其中。間雜譏彈，亦複譚言微中”，並對小說中的人物安排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和評論。

以上對於科幻小說內容和寫作方式的理解和認識，足可見魯迅作為一位小說家和思想家所具有的廣闊的視野、深厚的理論功底、深刻的洞察力以及遠見卓識。總的說來，魯迅的科幻文學觀是與其進化論思想觀念下的科學性、幻想性與文學性相統一的，其科幻文學觀對於整個2O世紀乃至當下的科幻文學創作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三、從魯迅、葉永烈到劉慈欣——魯迅科幻文學觀的經典意義

要談魯迅科幻文學觀的經典意義，就必須把它放人中國科幻文學發展史的脈絡中進行觀察。

追溯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曆程，從嚴格意義上說科幻文學這一文學類型是從晚清才開始出現的，它是西方的舶來品。晚清時期，在梁啟超提出的“小說界革命”的號召下，大量西方小說被翻譯進入中國，此時科幻小說作為傳播科學知識、啟蒙民眾的重要工具才受到知識分子的重視，並逐漸形成一股潮流。魯迅當時也受到了這股熱潮的影響，因而對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進行了翻譯並寫下了《（月界旅行）辨言》這樣一篇關於科幻小說創作的理論文章。這篇文章可以看作中國科幻文學觀的源頭所在，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所闡明的對於科幻文學的三種特質——科學性、幻想性和文學性內涵的獨特見解以及他對這三種特質的重視和強調在當時有著旁人所不具備的前瞻性目光和超前的遠見，但魯迅當時還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學青年，他在文學界的影響遠遠沒有達到五四以後的程度，因此他對於科幻小說的理論探索並沒有被重視，也沒有能夠成為之後科幻小說創作的理論指導和參照。

之後從民國到新中國成立前這段時間，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一直十分緩慢，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科幻文學才迎來了創作的繁榮期。縱觀新中國成立直到現在的科幻文學發展史，中國科幻文學共經曆過兩次創作高潮，而這兩次高潮都與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力量的推動有著密切關係。1956到1957年，在政府“向科學進軍”口號的推動下，科幻文學出現了第一次高潮。但此時“‘科學’這兩個字已成為被意識形態、政治化話語所壓製的一種論述，一種知識攫取的方式”，相應地在科幻文學領域，“科普論”自然就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創作觀念。“科普性”與科幻文學的“科學性”相關聯，的確是科幻文學所具有的功能之一，但若把科幻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僅歸於“科普”，這無疑丟失了魯迅所說的科幻文學的其他兩種重要特質，喪失了其本應存有的多樣的價值內涵，極大地束縛了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

而科幻文學創作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78年前後。當時在“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號召下，科幻文學再次迎來創作的繁榮期，而這其中又以作家葉永烈為代表。1978年，他創作出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可謂風靡了整個中國，但就是這樣一本有著較大影響的科幻作品，卻還是與魯迅所謂的真正意義上的科幻文學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小靈通漫遊未來》主要講述了記者小靈通在未來城市漫遊的經曆，其中介紹了二十多種新奇的科學技術，以此來展望未來科技的發展，同時也旨在培擺脫上一個創作高潮時期盛行的少兒科普的影響，帶有深深的“科普論”印記。因此上述的這種科幻故事也並非魯迅所認為的真正意義上的科幻文學。

之後到了2O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政府認為科幻小說中存在著“偽科學”的因素，因此在國家政治力量的作用下，科幻文學再次沉寂下去，並陷入了長達十多年的低穀。直到90年代後，新生代科幻作家的崛起才給中國科幻文學帶來了新的希望，而這其中最閃耀的還當屬2015年憑借《三體》獲得雨果獎的劉慈欣。劉慈欣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獲得大眾的肯定，除了雨果獎的權威性、大眾市場的運作等外部因素以及小說本身展現的宏大壯闊的場面、複雜的人物形象、巧妙的情節結構等內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應在於小說中透露出的對於現代社會中人類自身、人類社會以及人類文明等問題的深切思考，而這早在魯迅的科幻文學觀中就已經有所顯現。首先，面對自然、面對未知，人類應該采取什麼態度，這都是魯迅的科幻文學觀所包含的內容，也是劉慈欣思考的問題，以王德威的話來說，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倫理考量”。劉慈欣小說中對於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探求以及關於“人和無限之間的抗爭”，都與魯迅科幻文學觀的內核具有相通性。其次，魯迅的科幻文學觀中包含著一種深刻的憂患意識，雖然他對未來科技的進步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抱有信心，但這其中也可能潛藏著致命的危機，這種危機意識在劉慈欣的《三體》中更是充分體現出來，並且上升為一種對人類文明的終極幻滅感。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劉慈欣所思考的問題並沒有走出魯迅的範疇，魯迅科幻文學觀中包含的對於人類自我的關懷、社會的關懷、未來的關懷，永遠都不會過時，它們是科幻文學乃至整個文學世界的永恒主題。同時，這種對於人類共同問題的關注和反思使至今仍處於文學界邊緣位置的科幻文學與主流文學有了對話交流的可能，為科幻文學今後的發展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綜上所述，魯迅的科幻文學觀在中國科幻文學發展史上不僅具有開創性的地位，同時其對於科幻文學作品中科學性、幻想性和文學性的並重，是對20世紀以來長期占據中國科幻文學創作觀主導地位的“科普論”的一種糾正。同時，魯迅科幻文學觀中包含的對人類社會及文明問題的思考和關懷給當下的科幻文學創作以重要的啟示，也為科幻文學提供了一種與主流文學溝通和對話的可能，從這諸多方面足可見魯迅科幻文學觀所具有的經典意義和深刻的啟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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