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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壇中的“倪匡現象”

倪匡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他集著名作家、百萬編劇、名嘴主持於一身,其作品流播於各種媒體之上,在20世紀50至70年代香港、台灣、中國及東南亞各地形成了倪匡作品消費熱潮,我們把它稱為“倪匡現象”。

一、香港紙媒力捧倪匡小說

香港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由港英政府管治,基於政治及經濟等因素,香港大部分紙媒機構都是以賺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因為除了極少數非牟利團體或有政府、政治團體支持之外,一般紙媒機構的收入來源,主要是依靠消費者購買或廣告商支持,內容必須儘力迎合消費者的品味,才能賺取足夠的資金賴以生存及發展,因此一種以商業為主導的香港紙媒生態得以形成。香港紙媒為了賺取利潤,一直視連載小說為大眾文化商品,於不同年代通過各種的出版渠道及銷售策略,把通俗文學及作家推向消費巿場,務求賺取最多的收益以擴張業務。市場環境下的紙媒要賺取利潤,自然要尋找最能為他們賺到錢的作家作品。香港通俗文學作家作品那麼多,那些紙媒為什麼就選擇了倪匡呢?

在香港眾多流行文學作家當中,倪匡是少數極具巿場觸覺的作者,他能快捷、準確地掌握消費者的喜好,創作大量迎合市場需求的作品。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例子便是以筆名魏力創作的“女黑俠木蘭花”係列。20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電影《占士邦》(又譯為“詹姆士·邦德”,“007”係列)在港上映,轟動整個香港。電影中機智果敢的間諜角色、正邪兩派鬥智鬥勇的驚險場面、各種高科技的道具,均給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視覺享受。感受到電影的熱度,倪匡立即按照消費者的喜好,構思了“女占士邦式的人物”——木蘭花,並立即投放市場。由於小說內容包含緊張刺激的偵探及冒險情節,再配以大量尖端科技,推上巿場後廣受讀者歡迎。“女黑俠木蘭花”最初在環球出版社旗下的色情雜誌《藍寶石》上連載,受到讀者的熱捧。環球出版社社長羅斌看見小說如此熱銷,隨即安排在另一份小說雜誌《武俠世界》刊登,更以“係列”形式推出單行本。小說推出後,讀者反映極為理想,出版社見有利可圖,羅斌就以高價的稿費邀請倪匡不斷創作同係列的故事。倪匡稿費由最初每1000字10元,增加至每1000字100元。既然是為賺錢而寫,倪匡後來不斷要求增加稿費,直至最後羅斌認為報社利潤不足,才結束了合作關係。

雖都是為錢,卻也說明了倪匡的價值:能賺到錢。倪匡之所以能賺錢就在於他善於按照讀者的喜好,創作大量具有巿場價值的小說,而且速度極快,數量極多。除了“女黑俠木蘭花”外,倪匡的其他係列作品如“衛斯理”“浪子高達”“原振俠”“亞洲之鷹羅開”等,基本上都是迎合市場熱點而產生的“快捷產品”。

香港著名通俗文學作家如金庸梁羽生亦舒等,他們大多只專注於創作某一類型小說,如金庸、梁羽生專於武俠小說,亦舒多寫言情小說,但倪匡卻能不斷打破原有框架,跨類型創作小說。在報章連載方面,倪匡於50年代末開始在《真報》連載武俠小說,由於深受讀者支持,環球出版社社長羅斌及《明報》創辦人金庸均立即向倪匡邀稿,因此倪匡便同時於《真報》《新報》《明報》及其他報刊連載武俠小說。倪匡於60年代更嘗試創作融合現代武俠和科幻於一身的“衛斯理”係列,推出巿場後迅即獲得理想的反應,開拓了新的讀者巿場。除了武俠及科幻小說外,他亦於多份報刊同時連載多個類型小說,如官能冒險小說《浪子高達》及《神仙手高飛》、冒險奇情小說《亞洲之鷹羅開》和《非人協會》、愛情冒險小說《年輕人與公主》、愛情科幻小說《原振俠》等。倪匡曾同時為12家報刊撰寫連載小說,一年內推出超過30本小說。由此可見,倪匡能同時創作多種類型的小說,實有別於其他通俗小說作家。跨類型創作小說有利於他與香港多家紙媒機構合作。不同的紙媒有不同的讀者群,倪匡按不同紙媒特性及讀者喜好創作作品,不同紙媒機構又及時推出單行本,從不同類型的讀者身上賺取利潤,都得到理想的回報。作者倪匡只是一人,卻在各家出版社的宣傳策略和多聲部的市場轟鳴中,產生了協同共振效應,從而成為各種紙媒爭搶的“市場達人”。另外,倪匡創作有一個重要特點,答應別人的稿件一定會按時交稿,這有利於他跟各家紙媒建立長久而互信的合作關係。在眾多通俗文學作家作品中,倪匡能夠脫穎而出,有其必然的因素。

二、兩大出版集團的市場運作

“倪匡現象”得以形成與環球出版社和明報集團市場運作有很大關係。這兩大出版集團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的香港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環球出版社集團的社長羅斌具有很強的市場嗅覺和市場運作才能。香港知名作家陶傑曾撰文論述有關羅斌出版“女黑俠木蘭花”的情況:

“《新報》老板羅斌,不是“文人辦報”,而是上海老派商人。這種人有一個特點:營商方式傳統穩健,絕不敢冒險。羅斌先生經營《新報》,算盤打得精,嚴控成本,可以與邱德根的荔園媲美。例如他聘請高手在副刊寫小說,其中之一是倪匡。當年倪匡以魏力為筆名撰寫《女黑俠木蘭花》,由於情節緊張,風格像占士邦,大受歡迎,四天就完成一本書,轉載完畢,羅斌命令每天印刷廠的字房工友,在排完倪匡的一段小段後,鉛字版原樣保留,搬到另一個房,拚湊起來,另行出書。這樣就少了一重再“執字粒”,排一次的手續,節省了時間的成本。這一招,相信在印刷史上從沒有人想到過,但羅老板想到了。”

可以這麼說,倪匡及其作品是羅斌市場運作實踐的一大傑作。羅斌是倪匡的發現者。倪匡開始創作小說,完全是為了生存而賺錢。1957年,籍籍無名的倪匡把小說《活埋》投稿至《工商日報》並獲刊登,由於稿費吸引,他繼而向多家報社投稿,其後被《真報》社長陸海安聘任為助理編輯兼雜役。當時《真報》副刊有小說連載欄目,由於出現作家脫稿的情況,倪匡自薦續寫,廣受讀者歡迎,倪匡便采納陸海安建議以嶽川之名開始連載武俠小說。在《真報》發表《七寶雙英傳》1個月後,即有4家報館向倪匡邀稿。儘管小說受到歡迎,倪匡也還是香港通俗文學市場上的無名小卒。此時,羅斌一眼看中倪匡,感覺到這是一個有待發掘的“富礦”。他以《真報》的3倍稿費力邀倪匡與《新報》合作。他的這一舉動,一下子就提高了倪匡的知名度。

羅斌營運《新報》的方式實有別於傳統文人辦報,他是從商人的角度經營報社,追求連鎖效應。環球出版社旗下擁有大量報刊,包括《新報》《武俠世界》《迷你》《藍寶石》等,又出版大量售價3至4毫子的單行本小說,亦推出多個類型的叢書係列。他希望倪匡先在《新報》連載他的武俠小說,再轉載至其旗下的各類型刊物,為集團帶來連鎖性收入。就以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為例,在環球出版社旗下報刊連載時,由於小說廣受讀者歡迎,羅斌見巿場需求甚大,因此要求倪匡不斷創作同係列的故事,倪匡最高紀錄在1個月內撰寫了8部“女黑俠木蘭花”小說,先後通過環球出版社推出60個故事。為了能在短時間內大量連載及出版係列小說,羅斌更加大宣傳並開創了獨特的印刷方法。當時為了使“女黑俠木蘭花”熱銷,羅斌特意邀請香港著名漫畫家及電影藝術主任董培新設計封面。董培新把木蘭花的外形塑造得特別現代、性感,以此吸引年輕消費者的注意,通過封面設計來吸引讀者購買。為了引起讀者關注及提升銷量,出版社都會在新小說連載時撰文介紹,又在發售單行本時以彩色廣告向讀者推介,加強宣傳效果。

由於出版數量及類型眾多,環球出版集團在當時出版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為倪匡的作品提供了極為廣闊的連載及出版舞台,使消費者能通過不同渠道接觸及購買倪匡的作品,再附以合適的宣傳策略,在巿場上掀起了倪匡小說的消費熱潮,既為倪匡打響知名度,亦為集團帶來豐厚的收益。

如果說環球出版集團對倪匡是發現和培育,明報集團對倪匡來說則是扶持和推進。《明報》於1959年10月20日創刊,創辦人為查良鏞(金庸)及沈寶新。為了使《明報》副刊內容更為豐富,借以吸引讀者購買報紙,金庸以每1000字10元的稿費邀請倪匡為《明報》連載武俠小說。這就是後來倪匡的《南明潛龍傳》(又名《羅浮潛龍傳》)、《橫刀笑天錄》《鐵衣大俠》《無情劍》等。此時的金庸已是香港著名的新派武俠小說作家,並為《明報》副刊撰寫了大量武俠小說。邀請倪匡為《明報》撰寫武俠小說,固然是為了提升《明報》的銷量,卻也讓更多讀者認識倪匡的作品,形成了一種報社與作家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明報》曾於60年代逢周日附送《東南亞周刊》,為提升刊物的知名度,金庸以《素心劍》吸引讀者,並邀請倪匡供稿,但倪匡擔心名氣不足,金庸因而提出合著武俠小說,以金庸掛名,內容則由倪匡負責,於是這部由金庸與倪匡(筆名嶽川)合著的《天涯折劍錄》便於《東南亞周刊》開始連載,這顯然是以合作之名,借助金庸的名氣向消費者推銷倪匡的作品。《明報》在整個60至70年代,除了為倪匡長期提供連載的平台,亦樂於運用各種宣傳方法推介倪匡的小說,提升讀者的消費意欲,於巿場上打造“倪匡現象”。

更重要的是,在金庸的鼓勵下,倪匡嘗試創作其他類型的作品,這就是“衛斯理”係列的誕生。為隆重其事,《明報》在“衛斯理”連載首日,特意在頭版刊登簡介。《明報》刊登這則介紹短文,顯然是營銷及宣傳策略,為“衛斯理”造聲勢,引起讀者注意,也證明了明報集團有意打造倪匡成為重點推銷的作家。由於“衛斯理”係列是香港文壇少見的科幻小說,因此打開了新的讀者群體。倪匡在60年代通過《明報》連載了超過10部武俠小說及25部“衛斯理”係列,數量遠遠超過該報上的其他連載作家。他與金庸緊密合作,亦令《明報》的副刊地位在香港報界引人注目。

《明報》對倪匡小說的運作,最為得意的就是“衛斯理”小說係列的推出。20世紀70年代,倪匡已在《明報》連載多個“衛斯理”的故事後,有人提議推出單行本發售,於是明報集團旗下的明窗出版社便印製了第一部“衛斯理”係列的單行本小說《老貓》,更邀請了香港著名漫畫家王司馬設計封面。在1978年2月推出初版時,明窗出版社已在小說封面上列明“科學幻想小說1”,可見出版社是希望有係統地把《衛斯理》連載小說以“係列單行本”形式推向消費者。由於《老貓》連載時已廣受讀者歡迎,因此推出單行本後旋即大賣。見此狀態,明窗出版社立即順勢在半年內印製其他“衛斯理”故事,包括《藍血人》《透明光》《蜂雲》《蠱惑》等多部作品。明窗出版社在短時間內大量推出“衛斯理”係列的單行本,除了能吸引原有的讀者購買收藏,也能使未曾接觸連載版的消費者購買閱讀。到了後期,為了保持“衛斯理”單行本營銷的熱度,出版社特意加強包裝,例如在扉頁印上倪匡的彩色照片,更附有金庸的題語,金庸再一次運用自身的號召力為倪匡的小說“貼金”。一直保持著市場強烈的推動力,是倪匡“衛斯理”小說始終保持熱銷的重要原因。

三、電子媒體的哄抬效應

如果將“倪匡現象”比喻成一個鼎的話,倪匡小說創作的特點、兩大出版集團的市場運作,是此鼎之二足,而形成此鼎的“第三足”是電子媒體的哄抬。與紙質傳媒匹配,香港的電子傳媒一直追求市場性。倪匡作品顯然是各傳媒追逐的對象。香港以商業電影的製作飲譽全球,倪匡在這樣的環境中如魚得水,他的作品幾乎都被改編成電影,數量極多,單是通過邵氏拍成電影的有261部,未有拍攝的約有100部,加上台灣導演、獨立製片等,也至少有200部。倪匡參與的電影中最有名的是由他親自擔任編劇、李小龍主演的《精武門》,其中陳真一角更震驚整個華語以至西方電影巿場。

在他被改編成電影的作品中最有影響力的是6部“衛斯理”係列影片。其中《原振俠與衛斯理》除了由周潤發、張曼玉等頂級演員擔任主角,倪匡更參演電影的序幕,原著作者於電影中出現,這絕對能引起消費者的好奇心。該電影亦曾於台灣及日本上映,共得到1000萬票房。倪匡相當喜歡小說被拍成電影,只要電影公司向倪匡支付足夠的費用,倪匡從不介意導演刪改故事內容。1967年上映的《獨臂刀》,是倪匡親自改編的第一部電影,不過因倪匡未能掌握編劇的技巧,最終被導演張徹改得面目全非,幾乎沒有了原著的痕跡。對這樣的刪改,倪匡根本不介意,他要的是市場效應。這部幾乎只是倪匡掛名編劇的電影票房突破了129萬,刷新當年的票房紀錄,使倪匡擁有“百萬編劇”的美譽。正所謂吃一塹,長一智,《獨臂刀》被刪改之後,倪匡迅速地掌握編劇的竅門,繼而開始創作大量電影劇本,而他創作或改編的劇本均能獲得很好的市場效應。高揚的票房促使電影公司不斷與倪匡合作,因此在電影界掀起了倪匡編劇的旋風,更與導演張徹、演員王羽形成“武俠電影金三角”。此外,倪匡創作劇本之快速,交稿之準時,也為電影公司所推崇。邵氏電影公司只要想到賣錢的題材就告訴倪匡,而倪匡能立即提供周詳的設想和參考資料,讓投資者增加莫大信心,電影監製蔡瀾曾言倪匡只需3天便能完成一個劇本。對於倪匡編劇或改編的電影,長期擔任倪匡電影監製的蔡瀾直言:不重內容只重包裝,只是商業電影。確實如此,倪匡電影也就是香港商業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不過這朵浪花有聲有色,使得倪匡成為香港及其他華人地區家喻戶曉的人物。

與電影幾乎同步,香港、台灣、中國,甚至新加坡的電視台都曾改編倪匡的小說為電視劇。中華電視台於1983年率先拍攝“衛斯理”係列電視劇,其中《少年王衛斯理》更勇奪2003年年度收視率冠軍。香港無線電視台於1992年拍攝的《原振俠》電視劇,開創了偶像劇的先河,由黎明飾演原振俠,劇中的女角包括王菲、李嘉欣、朱茵等當紅歌手及演員,電視台更製作特刊以作宣傳,吸引觀眾購買閱讀,風頭絕對一時無二。近年來,網劇《冒險王衛斯理》更在中國、香港及馬來西亞同步播出。每次開拍“衛斯理”,電視台都以高薪聘請炙手可熱的演員飾演衛斯理,包括吳奇隆、餘文樂等。近年來更投放大量資金用於電腦特技,為觀眾帶來前所未有的視覺享受。“衛斯理”電視劇成為收視率的保證,也是各電視台的保留節目。雖然有讀者批評電視劇與原著相距甚遠,但倪匡的一貫其做法是,只要給予足夠費用,絕不乾涉電視劇的拍攝。香港亞洲電視台更邀請倪匡、黃沾和蔡瀾主持深夜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邀請大量影視紅星、上流名媛作嘉賓,以美酒佳人把3位打造成香江的風流才子。曾有觀眾反映聽不懂倪匡的說話,電視台立即在《今夜不設防》中為倪匡配上字幕,提升節目質量。節目中3人清談漫話風花雪月,巿民們既了解了他們的私生活,又接受了他們經常宣傳彼此的作品。倪匡及倪匡作品幾乎24小時地在市民社會“狂轟亂炸”,讓“倪匡現象”一浪推著一浪不斷前行。在香港的電子媒介傳播中,廣播劇播出與接受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早年,金庸作品的大熱與電台對其聯播有很大關係。倪匡也是香港電台青睞的作家。香港電台於1972至1974年間,連續播放倪匡“女黑俠木蘭花”的30個故事,又於1981至1984年間播放“衛斯理”廣播劇。香港商業電台則在1987至1988年間替“衛斯理”的37個故事製作廣播劇,為鄭重其事,更邀請歌神張學友及天王劉德華演唱主題曲及插曲。兩首歌曲還收錄於兩人的唱片之中,希望吸引歌迷收聽廣播劇。台灣漢聲電台在2005至2007年間開設清談節目《空中衛斯理書齋》,主持人葉李華博士每星期向聽眾介紹一部“衛斯理”小說,共100集,而廣州電台於2008年錄製了《原振俠》廣播劇,共84集,以說故事的形式呈現小說內容。雖然電台只能通過聲音推動倪匡的作品,未及電影、電視所帶來的視覺震撼,但卻能以數量取勝,用細水長流的方式打動聽眾,有助於“倪匡現象”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持續發展。

四、結語

香港具有比較成熟的市場機製,通過“倪匡現象”的分析能夠充分體現出通俗文學及大眾文化的特色。倪匡就是一個市場中人,他創作的作品就是一種商品。他的小說應市場而生,應市場而活。商品性是通俗文學的重要特點,在倪匡及其作品身上表現得特別強烈。商品性的作品並不精致,甚至並不完整,當然難以獲得人們的欽佩和讚美,但是它卻具有可再生性。正如費斯克所說:“它是個充滿裂隙的文本,刺激生產式的觀眾寫入自己的意義,從中建構自己的文化。”讀者可以在他的文本中獲取閱讀快感,而各種媒體可以在他的文本中找到靈感。

“倪匡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是倪匡及傳統紙質媒體、電子媒體合力打造的大眾文化消費熱潮。勞特朋在《整合行銷傳播》中提出了一套“以消費者為中心”營銷“4C”理論,倪匡的小說及相關作品可視為“4C”理論的經典案例:一是全都符合消費者的品味(Customer);二是媒體儘力降低成本,甚至免費推出巿場(Cost);三是消費者亦能通過多個渠道接觸倪匡的作品(Convenience);四是媒體機構亦成為倪匡與消費者的溝通橋梁(Communication)。“倪匡現象”的出現,既是英雄造時勢,亦是時勢造英雄,香港社會的市場化給了倪匡表演的舞台,倪匡也給這個舞台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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